第一，在态度上，强调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，专门谈到袭击计划保密的重要性：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，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，则不但一钱不值，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。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。1944年，毛泽东提出，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，每个党员及干部，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，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。1950年9月底或10月初，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稿时，要求“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，并规定整理办法”，在一个月内形成专题报告报中央。1950年9月1日，毛泽东就机密电报问题致电陈毅、饶漱石：“在此所谈各问题，你写电报时，为保密计，请用有线电发来，不要用无线电。嗣后凡机密电报，均请注意用有线电，不用无线电。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。党政军均是如此。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，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，均用有线电，以达保密之目的。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，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。”
第三，在保密与公开关系上，强调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具体政策。毛泽东要求，不要片面机械地不分场合强调保密或者公开，要根据具体事项的内容与性质，决定是全面保密、内部传达还是对外公开宣传。关于国统区的城市工作，毛泽东曾提出，“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，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。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，则应完全秘密”。就新中国初期的工资政策问题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，毛泽东一向慎重，认为在当时条件下，“工人福利问题，必须解决，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，不能太低，但又决不可太高，致陷自己于被动”。根据这一方针，对于工资调整计划，在未公开之前，要求严格保密，不得擅自对外宣布。而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教训的。毛泽东在1953年的一项指示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：“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，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，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，凡尚属拟议，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，一律不得下达。”
一是党的政策要公开报道。毛泽东1948年3月6日曾给刘少奇写信：“任何政策，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，而不作系统的说明，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，从事正确的实践。”1948年，在与《晋绥日报》编辑人员的谈话中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：“我们的政策，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，干部知道，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。有关政策的问题，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。”他还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，如“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”，这是不能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，是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。
三是对领导干部和政策中的错误失误要公开揭露。1945年，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，毛泽东要求全党“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”，并把这件事提到“扫除官僚主义”的高度。1953年，毛泽东指出：“凡典型的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，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。”
毛泽东的这些意见、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对实际工作中的保密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，均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，对于今天的保密工作仍有启发和借鉴。
